小说的艺术特色从哪些方面分析

书评
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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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

历史小说会有两种面对历史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尽管在内容上是对某段历史真实的描写和表现，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却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老生》，王安忆的《天香》，包括我们在前面罗列出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长篇小说虽然关注表现着真实的历史生活，但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却是虚构出来的，属于一种拥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自由的小说创作；另外一种历史小说，除了要面对真实的历史史实，还要面对一群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虚构和想象，二月河曾经名噪一时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杨度》，李骏虎一部表现红军东征的《共赴国难》，都是如此。这一类历史小说，与前面提到的莫言、贾平凹他们那一类历史小说，从写作方式，到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后一类历史小说，有着更大的写作难度。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用闻一多关于现代格律诗创作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来看待评价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这里，能够充分考验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点是，作品意欲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想要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小说写得精彩，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哪一类历史小说，恐怕都需要充分地顾及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史实，也即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既然号称历史小说，那首先就须得有对于基本史实的必要尊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基本的史实问题上闹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来。其二，是史识，或者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亦即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场。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家国叙事和道德叙事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整部《三国演义》的叙事过程中，作者那样一种“尊刘贬曹”精神价值立场的存在是极其鲜明的。虽然说在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必须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一部缺乏历史观的优秀历史小说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其三，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作家的艺术想象。之所以这么说，关键原因还在于，在已经拥有了以求真为根本追求的历史学科的前提之下，还要存在所谓的历史小说，就很显然意味着广大社会受众并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表达与理解，而更期待能够借助于小说的艺术方式对貌似僵硬的历史作一种审美与人性的打量与观照。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王彬彬曾经借助于对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谈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曹操与杨修》问世后，好评如潮，许多论者都从人性的局限、性格的悲剧这一角度解释了该剧感动人的原因。并非是为了歌颂或批判什么人，也不是要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只是通过曹操与杨修的冲突，探讨和揭示人性的种种表现，的确是该剧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广大读者之所以在史学之外，仍然对于历史小说有强烈的阅读渴求，关键原因就在于此类小说作品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能提供给读者一种人性的真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彬彬所谓“人性的真实”，正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也是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的真正用武之地。

以这样三方面的标准衡量评价当下时代的历史小说，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作品，在史实的客观呈现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比如有一部把故事背景设定为晚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就出现过那个时代实在无法想象的超时代话语。比如：“世民只说了一句话：‘异化，这是异化。’家里的人，村里的人，都听不懂这句话，甚至也不想去问这句话的含义，因为这句话已经离他们太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如同“异化”这样的语词，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东部一个偏僻的山乡里。不管作者或者其他人怎样地以所谓的魔幻色彩为这部小说辩护，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超时代话语的突兀出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的原则。如此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也就谈不上建立在“史实”之上的“史识”与“艺术想象”了。

向土地和传统致敬四川作家罗伟章63万字长篇《谁在敲门》持续引发关注

3月20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主办的“2021年度文学好书致敬典礼”在北京举行。四川作家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名列其中，成为“十大文学好书”之一。

这不是《谁在敲门》第一次获奖。事实上，自2021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这部小说就以独具一格的艺术价值，赢得了读者、批评界的广泛认可，获誉不断。比如曾陆续获得《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语十大小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名人堂人文榜·年度十大好书，《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榜领衔作品，《当代》年度长篇小说五佳等多个重量级文学榜单。中国作家网2021年9月“十号会议室”第一期，重点推荐了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当代文坛》2022年第一期“发现经典”栏目，推出“罗伟章专辑”。